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在儒家眼中，前者才是对大道的诠释，而理学派宣扬的“格物致知”则别开蹊径，走的是以实证道的路子，在胡安国等儒家看来，是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先器后道，路走歪了，只能鼓惑一些涉世不深的学生和喜欢器物争奇、不事正务的宗亲勋贵子弟，不足以对儒门其他学派产生重大影响。

然而，随着理学派的壮大，它融合众家学派——初被儒门诟病为杂揉之学——的优势渐渐显现出来，譬如：它以张载创立关学的“道”——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——作为理学的立学宗旨，比起新学的“经世致用，富国强兵”、程学的“存天理、去人欲，伦理纲常为政”、温学的“以德为政、安民节用”立意更加深远，也更加具体，不仅在凤凰书院学子中的影响越来越大，而且在国子监和太学中也有了一批拥护者。

而提出这四句的张载创立的关学之所以没有成为本朝的“显学”，主要在于张载一生都未能入朝，致使他的学说囿于关中一带，而在他过世后又无得力弟子承继发扬，半数弟子渐渐转入新学和程学，以致关学势微，也让他提出的这四句“大道之义”未能在儒门中显扬——反而是在宋代之后成为人们颂扬的名句。但理学不一样，它在朝有陈旉（司农寺）、沈元（军器监）、韩行俭（司天监）、陆宸（少府监）这些寺监之首；又有任帝师的邵伯温，有掌持《西湖时报》和《国学论刊》的国学士苏澹——这二位都是半脚在朝，半脚在野；还有完全不入朝的名望之士，如蔡发、沈晦、萧有涯、李清照，等等。而有了这些实权官员和朝野名士加入的理学，对儒门的影响力当然不是张载独木支撑的关学可比。

而且，理学派又融入了邵雍创立的先天学派的象数学，所以一开始就有邵伯温的加入；融入了范仲淹、李觏、王安石这三位“一时儒宗”的经学致用、富国强兵之道，支持变法，赢得了朝中以丁起为首新学一党的好感；融入了司马光温学提倡的“务实践真”论，得到了温学之首赵鼎的支持；又因提倡“义利并重”得到了新生学派、以事功为论的浙学一党——以户科给事中许景衡、侍御史吴表臣、福建路转运使陈桷为首——的示好，使理学增加了朋友，减少了敌人。

而理学与程学虽然在治学方式上的“正心诚意”上有相通之处，但理学宣讲的“气在理先，天道不以人理而更”的核心理念与程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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