坎伯取出一张皱巴巴的五美元纸币:“有,你现在有了。不要在一个地方把它花光。笨蛋总是很快和他的钱分开的。”
“好的,谢谢你。”
“再见。”坎伯说,他没有要第二个吻。
“再见,爸爸。”布莱特站在人行道上,看着父亲钻进汽车开走了。这是布莱特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同一天早上八点一刻,加利佩尔维尔穿着尿渍斑斑的内裤从屋里出来,对着金银花撒尿。他固执地认为,有一天他的带着酒气的尿会让金银花作呕得枯萎。但这一天还没有来到。
“啊——我的头!”他大喊,浇灌爬上他篱笆的金银花时,他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抓着头。他眼睛里有一道道鲜红的小点。最近他的心脏像个老水泵那样卡喀卡塔地轰鸣,好像抽的不是血,而是空气。在他快把自己拉光(近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),又从皮包骨的两腿间咕噜咕噜地大量地排出他那恶臭的肠胀气后,他感觉到一阵猛烈的胃痉挛。
他转身要回去,就在这时候,他听见了降叫声。这是一种低沉、有力的声音,它就从他长满金银花的庭院边缘和外面的干草场相汇处的外侧传来。
他迅速转向那声音,他忘了头痛,忘了心脏卡喀卡哈的轰鸣,忘了胃痉挛。已经有很长时间他的脑海中没有重现法国战争中的幻景,但是现在他有了,突然间他的思想在尖叫:德国人!德国人!全班卧倒!
但不是德国人。草分开的时候,出现在那里的是库乔。
“嘿,孩子,你嗥叫什——”加利说着,结巴了。
从他上次看见疯狗到现在,已经有二十年了,但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幕。那时他刚结束一次露营旅行,顺着东港线回头,正路过马基亚斯的阿摩考车站。他开的是那辆地五十年代中期买的印第安摩托车。一只喘着粗气、骨瘦鳞峋的黄狗像一个鬼魂,在那个阿靡考车站外游荡。它侧面的躯体随着急促的呼吸凸凹变化着,泡沫像稳定的水流从嘴角滴下,它的眼珠狂乱地翻着,后半身粘着一块块粪便。它几乎不是在走,而是在滚,好像有某个刻薄鬼半小时前刚掰开它的嘴,向里面灌满了廉价威士忌酒。
“棒极了,它在那儿。”修车工说,他扔下活动扳手,冲进连通到车站停车场的一间拥挤、昏暗的小办公室里,出来时他沾满油污、指节粗大的手里握着一支30——30手枪。他迅速跑上柏油停车场,单膝点地,开始射击。第一枪低了,一片血云中子弹削飞了那只狗的一条后腿,但它却几乎纹丝不动(那情景加利记得很清楚、库乔现在就这样),然后它只是四面看了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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